今天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足协的限薪令，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超中甲球队在赛制上的差别。之所以讨论这两个问题，是我觉得在这两方面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一、足协限薪令缺乏前瞻性
武磊大概率要结束留洋回归中超了。根据足协发布的2021-2023赛季中超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此前有媒体称2022年足协要出台“最严限薪令”并不属实），武磊回归后薪酬将会有较大缩水。“单赛季个人薪酬不得超过税前500万元人民币”。
如果武磊不是本土球员而是外援，那么他的顶薪可以达到税前300万欧元，大约差4倍。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数据，目前武磊的身价在200万到250万欧元之间，比许多在中超踢球的外援要高。
我们知道，限薪的初衷是解决球员身价虚高的问题，但如果武磊的身价不是“虚高”，那么这种区别对待，是不是有“本土歧视”的嫌疑呢？
即便武磊的身价确实有虚高成分（当然这是国际转会市场给弄出来的），那么足协凭什么断定本土球员就一定不会有真实身价超过武磊的球员呢？事实上，与“有罪推定”相仿，足协对本土球员的这种限薪，明显带有“低能推定”。就算要限薪，也必须是中外球员一视同仁，给国内球员有发展的动力和空间。更何况，限薪本身也是值得讨论。比如，引援的目的就是引进高水平球员，以带动国内联赛水平的提高，而限薪恰恰是把高水平球员拦在门外，让过气球星来养老或低水平球员来捞金。
孙兴慜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他不是中国球员。
而我们的政策，难道不应该鼓励有孙兴慜那样的巨星涌现吗？
好的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如何改进？第一，不限薪或者提高顶薪标准，但要健全相关审核机制，对明显偏离国际转会市场身价的转会不予注册（考虑到中超中甲实际，允许一定幅度的溢价率）；第二，坚持“少而精”原则，限制中超中甲外援比例，把省下的“人头费”用于引进高水平球员，同时腾出更多给本土球员上场锻炼的机会；第三，严格禁止和处罚限薪行为，以此限制薪酬松绑后的非理性抬价。
二、对中甲联赛重视程度明显不够
中甲联赛作为仅次于中超的职业联赛，地位相当于英冠、西乙，规范化程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但由于疫情原因，本赛季中甲联赛的组织工作远远不及中超，亟待引起重视。
原来中超与中甲联赛的最大区别是外援政策，即中超球员可以注册和上场更多的外援。但这个赛季，两者在赛制等方面享受的待遇可谓“大相径庭”。
本来，从上赛季起，由于外援流失、财务危机等原因，中超球队与中甲球队的实力差距在缩小。上赛季末的中超中甲附加赛，中甲联赛第3、4名球队双双取胜，冲超成功，而2支中超球队则降级到中甲。本赛季就更不用说了，不仅升班马成了中超领头羊，而且部分中超球队一蹶不振，充其量也就是中甲水平。在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中超中甲球队的待遇差距却在扩大。
比如，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恢复主客场制了，并适度有序向球迷开放看台；而中甲第二阶段依然采用赛会制，依然是空场进行。
再如，根据中超赛程，接下来的多轮赛事都安排在傍晚或者晚上进行；而中甲联赛除大连赛区个别场次外，基本上都安排在下午进行。
中甲联赛第12轮南通支云与昆山队的榜首之战，是本赛季中甲联赛最重要的赛事之一，却被安排在烈日炎炎的下午进行。因为赛事重要，双方都有球迷远赴唐山赛事观战，却被拦在球场围栏外“遥望”呐喊。昆山队主帅萨尔科赛后感叹，“观众是比赛的一部分”。即将回归的武磊称，随便找个场地就踢了，不像比赛，“感觉就像踢野球”。
如何改进？第一，可以踢赛会制，但要适度向球迷开放看台。足球比赛是在户外，加之中甲联赛和赛会制的观众本来就不多。只要防疫措施到位，并不会增加疫情传播风险，至少风险比餐厅和地铁等封闭空间小得多，应该尽快像中超联赛一样，允许球迷进场观赛；第二，夏季尽可能安排晚上比赛。每第二阶段每个赛区6支球队，每轮赛3场。间隔4天，除去1天休赛，平均每天只有1场比赛，只要每个赛区有1个灯光球场，就可以保证夏季的每场比赛都安排在晚上进行。这很难吗？我看只要重视，一点都不难，重新调整一下赛程表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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