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加速了韩国军人统治的终结和民主政治的到来。1987年第六共和国宪法的确立标志着韩国建立了比较充分的民主宪政体制，韩国政治制度民主化时代正式开启。在民主化时代，韩国足球改革不断突破此前集权化时代的运作方式。首先是韩国足球管理体制改革逐渐走向分权。
在民主化改革之前，韩国足球管理体制主要沿袭着韩国竞技体育政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后，韩国将竞技体育发展缓慢归因于缺乏统一的竞技体育领导。学校体育委员会、韩国奥委会、大韩体育会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因此韩国在此后不断强化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完善投入机制，如1966年开始筹建致力于高水平运动员集中封闭培养的泰陵训练基地，1972年实行体育特长生免试上大学，1974年实行运动员终身年薪制，1976年成立体育专门学校和韩国体育大学，1982年成立国家体育部，1984年整合海、陆、空三军体育队伍，成立国军体育部队，一系列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都强调国家对竞技体育资源的整合。
随着民主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韩国足球依靠这种政府投入的管理体制逐渐失去发展动力。因此，1983年以后韩国足球致力于职业化改革，但起初的韩国足球职业化尚不成熟，在管理体制上仍然强调韩国足协的包办作用，这种管办合一的职业足球运作模式始终制约着韩国足球的职业化成长。
为改变这一弊端，1994年韩国足协果断成立职业足球联盟。负责韩国职业足球联赛的专门运营，韩国职业联赛也由“超级联赛”改名为“K联赛”，各俱乐部拥有了更加独立的商业运营权，同时为推进足球俱乐部独立性的品牌文化构建，韩国足球俱乐部加快了“去企业化”进程，统一将俱乐部的名称更改为“俱乐部地名+吉祥物名称”，推动俱乐部向自负盈亏的实体经济迈进。21世纪以来，韩国足球改革继续推进，如为打击赌球假球行为，韩国司法系统强势介入了足球治理系统，同时废除了韩国联赛杯等含金量不高的鸡肋赛事。
而为进一步增强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性，韩国职业联赛自2013年起再次大力改革，如K联赛在赛制上实行常规赛和季后赛的模式，其中常规赛前八球队进行小联赛为争冠组，后八球队进行小联赛为降级组。然后争冠组前三进军亚冠，降级组后三(暂定)2013年降入下一级，首次引入升降级制度的韩国职业联赛在联赛观赏性和竞争性上获得了显著提升。
在联赛的级别上，在2013年K联赛30周年之际，联赛被分为K1联赛和K2联赛，原先的“K2联赛”变为K联赛的3级联赛，而原先的“K3联赛”挑战者联赛变为K联赛的4级联赛，由此形成了“K超、K甲、K乙、K丙”四级联赛体系。尽管当前韩国职业联赛在外援引进和市场价值上还不能与中超联赛相比，但韩国足球俱乐部的竞技实力仍然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以亚洲足球冠军联赛为例，韩国足球俱乐部在2002年以来的16届赛事中五次夺冠，为各国之首。
以韩国足球职业联赛为平台，从学校足球系统走出的青年球员经过职业联赛的历练不断获得输送到国外联赛发展的机会。韩国足球外向型发展战略主要着眼于追赶世界一流足球水平，除了韩国职业联赛提供的基础性交流平台外，韩国足协还致力于足球正面形象的构建与对外宣传，尤其强调韩国球员的精神塑造和输出。韩国足协教育团队主管金宗尹表示:足球运动的积极形象是韩国足球的生命线，当前韩国足协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维护、提升足球形象和扩大足球影响力去开展。足球明星不仅要球技精湛，还必须有优良的品德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韩国足球界对每一位足球运动员的要求，也是韩国民众对足球明星的印象。因此，韩国职业球员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均较高。韩国足协正是利用世界杯、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运动员激励和形象构建影响和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深入发展。
如2002年世界杯以后，韩国足协出资或提请政府修建了近2000个公共足球场和1000多个学校足球场，全国公共足球场的数量从627个增加到2508个，学校足球场从173个增加到1604个，足球运动开展和普及的条件大大改善。并且在预算上，韩国足协不断向青少年足球倾斜，从2000年初的10%的青少年投入提升到2011年的15%。
韩国足协正是通过将国家精英球员的优秀意志品质代代相传深刻影响后备青少年球员的成长，促使韩国球员继承自律、刻苦、拼搏、顽强、超越自我、服从集体等优秀品质，这种积极奋斗的健康形象帮助韩国球员在国际足坛收获了声誉和认可，为韩国足球外向型发展战略打开了形象之门，最终为韩国球员赢得了更多的海外生存发展空间。
走向现代:职业化时期的足球发展方式(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全斗焕依靠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于1980年出任总统，为分散社会对其政治的注意力，其积极扶持体育、电影、娱乐等事业。1982年12月31日韩国颁布《国民体育振兴法》，为韩国大众投身体育活动赋予了法律保障。1985年，为更好地贯彻国民体育振兴政策的理念，韩国行政组织推出了“生活体育”概念，促进国民形成积极的体育生活方式。由此，韩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众体育热潮，为韩国国民的足球社会化参与和普及奠定了基础。
在国际上，为提高韩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韩国政府奉行“和平统一外交政策”，体育文化外交成为其重要的外交战略，1981年韩国获得了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权。随后，韩国政府加大了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投入、管理、支持力度。
1982年韩国成立了中央政府机关体育部负责一切体育事务，其中重要任务是筹办亚运、奥运两大赛事。另外，韩国政府出台了大学生高水平运动员奖学金、学费减免、提供食宿、优先就业、比赛奖励等一系列激励措施，为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在此背景下，韩国高校高水平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力度显著增强。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韩国足球比赛无论是场地质量还是观众人数都严重下滑，加之韩国队冲击世界杯连续失利。1982年亚运会足球赛上，韩国队更是在小组赛上分别被伊朗队和日本队击败，这极大刺激了韩国社会上下的神经，韩国足球的改革呼声日渐强烈。
足球作为寄托韩国国民情感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体育项目，上至总统下至贫民无不关注。全斗焕甚至被称为“足球总统”，经常前往球场观看足球比赛，并在大赛期间亲自打电话勉励球队。正是得益于其积极推动，韩国足球于1983年走上了职业化道路。然而，韩国足球职业化并非一日之功。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年轻有为的改革激进人士进入韩国足协，大力倡导足球改革，以求尽快提高韩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当确立职业化目标后，足协4次派员赴德国考察，还多次邀请德国足球专家来韩讲学，在借鉴了德国经验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之后，经过3年的筹备，于1983年正式推出了足球职业联赛。1983年职业联赛诞生年也被命名为“韩国足球振兴之年”。职业化背景下，韩国足球的人才交流机制更为活跃，以车范根为代表的韩国杰出足球运动员相继走出国门，登上欧洲五大联赛平台，同时高水平教练员和外援引进也提升了韩国职业联赛的水平。尽管联赛一开始规模较小，最初只有5支球队参加，但韩国职业足球稳扎稳打，持续改革推进，为韩国足球乃至亚洲足球职业化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总体而言，该阶段成功完成职业化转型的韩国足球在足球人才培育、足球市场化运作方面逐渐现代化，其足球成绩也取得了重要的历史突破。如在国际赛场上，韩国青年队于1983年的墨西哥世青赛一举杀进四强，并由此获得了亚洲“红魔”称号。此后，韩国连续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并获得了多次亚洲冠军。1999年3月韩国功勋球员车范根还获得了20世纪亚洲最佳球员称号。可以说，韩国足球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启了足球强国的崛起之路。
融入国际:外向型战略导向下的足球发展方式(21世纪以来)金大中自执政以来，坚持“小而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精简政府机构，缩减公务员编制，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138项原属中央政府的业务和权限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效提高了行政效率。政府体育行政组织也顺应趋势，将此前的3局9科改编为2局7科，将依靠政府财政发展的竞技体育逐渐移交给市场，但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诸多企业体育队伍被迫解散，市场化和社会化成为韩国竞技体育的出路。较为依赖韩国大型企业赞助的职业足球也受到影响，职业足球队面临真正的市场化考验，但韩国足球俱乐部数量有限，同时缺乏深厚的社区基础和文化根基，足球俱乐部系统尚无法独立承担起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重任，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模式尚在不断探索之中。
韩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主要依赖校园足球体系和足球学校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韩国国内足球市场脆弱狭小等弊端显现，俱乐部生存压力加大，整体竞争力不足。然而，依靠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契机，韩国政府大力营造足球氛围，拉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世界杯经济，韩国足球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国家队在韩日世界杯上出人意料地晋级四强，实现了亚洲足球的历史性突破，这极大地激发了韩国全体国民的足球热情，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世界杯为韩国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同时，世界杯上韩国队的优异表现也进一步印证了韩国足球走外向型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当时正是凭借在意甲佩鲁贾俱乐部效力的安贞焕的出色发挥淘汰了夺冠热门意大利队，这充分体现了海外球星对于提升国家队实力的重要性。
凭借世界杯的巨大影响，韩国高水平足球运动员逐渐获得了欧洲主流联赛俱乐部的关注。韩国也加大了青少年球员和高水平球员的海外输送力度，这种战略性的球员海外发展模式被称之为“足球技术外包”，即以牺牲部分国内足球市场为代价，将有潜质的足球运动员输送到一流联赛效力，从而换回国家所需的更高水平的足球技术，在这种“市场换技术”思路下，韩国国家队的国际竞争力得以保持，在当前，以孙兴慜、寄诚庸(效力于英超)为核心的韩国海外球员更是在欧洲主流联赛中成为球队主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虽然韩国未能小组出线，但首次击败前世界杯冠军德国队仍然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激励作用，也充分证明了韩国足球具备与欧洲主流足球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这种抗衡能力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向型战略推动下韩国足球所产生的国际适应性。
总体而言，通过外向型战略融入国际成为该阶段韩国足球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其通过系统的海外人才输送战略，形成了广泛分布的海外人才“兵团优势”;通过举办世界杯试图巩固和彰显其亚洲足球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世界杯中击败顶级强国，不断扮演着“巨人”杀手的特殊角色。可以说，韩国足球通过这种形象展示不仅试图继续确立其在亚洲的强者姿态，也在向世界传递着韩国足球不甘落后、永不服输的精神意志，表达着韩国足球跻身于世界足球强国的利益诉求。
人才经验特征:多部门合作下形成了完善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发展全民足球是韩国足球长盛不衰的重要保障，在强大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支撑下，韩国足球才有走向世界的资本，才具有足球外向型人才发展战略的根基和底气，才能为其足球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动力。
当前，韩国形成了由校园足球培养、职业足球俱乐部培养和足球学校培养三位一体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校足球体系中，韩国形成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四级人才培养体系，每一个层级都有自己的足球联盟，各个联盟都有完善的训练与竞赛体系。这种校园足球体系构成了韩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主体。
第二个层面是韩国青少年业余足球俱乐部体系。该系统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建设，承担着扩大足球人口的任务。第三个层面是足球学校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这个体系一方面为学校足球服务，另一方面为足球苗子提供更专业、更系统的技术服务。此外，韩国的MBC梦之树足球财团的幼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也是一种很独特的培养系统，每年定期选派部分有潜力的幼少年球员到国外深造。
多部门共同参与协调配合是韩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机制得以推进的重要组织制度动力。尤其在韩国校园足球推进过程中，韩国足协作为主要负责部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主要职能是加强对韩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整体规划，包括各级学校足球联盟的运作、组织各级学校的足球联赛、派遣优秀青少年进行海外研修、开展足球特色项目等事宜。如在青少年足球发展政策制定上，韩国足协在2013年底推出了《展望2033》足球发展企划，制订了20年的发展目标，其包括三大核心价值(梦想、享受、分享)和五大促进目标(提升竞争力、人才培育、制度改革、扩大足球产业、建设新的文化)，致力于将足球打造成青少年日常体育活动品牌，并在财政上给予青少年联赛重要支持。
又如在青少年足球特色项目规划上，韩国足协于2014年推出了“黄金年龄”(GoldenAge)特色训练项目，主要针对11到15岁的注册球员的优势和不足进行设计，在借鉴足球强国训练经验的基础上，每年选拔1500名球员进行系统培训，逐次淘汰，形成最后的精英后备军。在海外研修上，在韩国足协主导下，联合俱乐部将特定年龄阶段的优秀小球员有组织、成系统地输送至国外优秀俱乐部进行深造或短训。
在足球教练员培养上，韩国足协技术教育局采用资格证管理制度，引进了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高级教练培养程序”，定期举行考核和培训，极大提升了韩国校园足球队的执教水准。
另外，韩国教育部、文化体育观光部等部门在政策上也为校园足球开展提供各种支持，如这些政府部门和韩国职业足球联盟合作向学校提供训练资料和现场指导，联合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制定体育课程指导方案，为学校提供幼儿和小学足球指导教材，鼓励运动员进学校提供体育教育服务，为小学生提供现场观赛机会。
同时，在校园足球竞赛制度和政策制定层面，韩国足协和教育部通力合作，联合部署，并由足协负责组织实施，最终形成了贯穿各个年龄段和学校层次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校园足球队年均参赛数量达40场。为加大学校足球运动员文化学习力度，满足比赛对运动员知识水平的高标准、高要求和正确理解比赛的需要，韩国足协和韩国教育部还联合宣布，将2016年作为“培养有知识的足球运动员元年”，出台了强化运动员文化学习的政策。
此外，职业足球俱乐部同样支持校园足球发展，并将相应的校队作为其下属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如浦项制铁高中足球队就是浦项制铁足球俱乐部下属的青少年球队。总体而论，韩国形成了政府、足协、企业、职业队、媒体等社会各界协同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的格局，健全了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形成了助推校园足球发展的强大社会动力机制。
文化经验特征: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形成了强大的足球能量自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起，韩国在“民族自立”精神指引下奉行“经济第一、经济兴国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而后在短短的30年间创造了“汉江奇迹”，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率先崛起。但当今韩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影响力有限，韩国政治家们甚至认为太平洋的安全秩序正在分化成美、日、澳三国的海洋势力和中、俄两国为主的大陆势力，韩国显得比以前更加弱小。这种忧患意识，促使韩国丝毫不敢放缓发展步伐，同时也急需通过各种国际交流平台展现韩国的国际存在感，展现韩国的民族战斗力。
韩国足球一直以来便不是一项普通的体育运动，在被日本占领时代，韩国足球便与民族独立和解放融合在一起。二战以后的韩国足球便以通过战胜日本的方式首次晋级世界杯，从而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振奋。
足球早已被韩国人视为和平时期的民族解放战争，特别是和日本足球的对抗被寄托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崛起诉求。韩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对抗是全方位的，在日本足球飞速发展的条件下，韩国足球绝不甘心充当落后者。
在竞赛层面上，韩国国家队对日本国家队具有强烈的胜利欲望，其中韩日世界杯中韩国晋级四强压制了日本的十六强成绩，2012年伦敦奥运会韩国队更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日本获得铜牌，这被视为韩国足球对日本足球的巨大精神胜利，并激起了韩国社会广泛的民族热情。韩国作为一个等级意识和家长意识浓厚的国家，社会具有保守排外性，尤其是在足球发展方面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在整个20世纪韩国国家队始终使用本土教练，直到2002年世界杯前，才聘用了荷兰教练希丁克。这种心理上的转型也帮助韩国足球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升了韩国足球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为对抗日本足球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持。但逐渐开放的韩国足球并非意味着这种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弱化，而是韩国足球立足长远，面向未来，汲取世界足球先进经验从而进一步提升其世界竞争力的思路转变。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浦义俊，韩国足球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与战略启示，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0，3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