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聊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意想不到，一定是绿茵场上的亚洲之光。
在欧洲、美洲处于绝对统治的格局下
3支亚洲强势闯入淘汰赛，创造历史。
沙特爆冷击败阿根廷；
韩国补时阶段绝杀葡萄牙，逆天改命；
日本连克德国、西班牙两大豪门，《足球小将》梦想照进现实。
除了成绩上的突破外，还有一支球队充分利用了世界杯的全球媒介属性，以行动表达诉求，在赛场上发声，以争取到更广泛的关注。
没错——
它，就是伊朗。
尽管以一胜两负的战绩早早出场，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存在感极强。
首先，在首次亮相的比赛中，伊朗队拒绝唱国歌。
其次，在小组赛第三场，与美国队的较量，被国内某些人恶意解读成两国军事较量的外延，“这场比赛应该被军事频道转播”。
但事实跟媒体的炒作却大相径庭。
伊朗队与美国队的比赛，整场比赛双方对抗并不激烈，称不上有火药味；甚至在伊朗队告负之后，伊朗小伙子还友好地祝贺对手，并祝福他们能在世界杯赛场上走的更远。
而被质疑“受外国势力撺掇”而拒唱国歌事件，事实上却是伊朗队员以其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国内女性的支持。
有伊朗球迷顺势打出前面提到的标语。“女人，生命，自由。”
同组英格兰单膝下跪呼吁种族平等；
德国队“捂嘴”支持LGBT群体；
对此，网上流传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人将伊朗球员此举等同于「叛国」
有人称其为真爷们，输了比赛，赢了尊重！
有人则担心体育与政治的勾连越发紧密，专业性和纯洁性或遭涂污。
然而，当我们了解时下伊朗国内的真实情况后，这些争议都不再重要了。
今年9月，22岁的伊朗女性玛莎·阿米尼因涉嫌违反伊朗的头巾法被道德警察逮捕；昏迷三天后，不幸在拘留期间去世。此事引发社会大规模抗议，并导致流血事件，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不久，又有一名16岁的伊朗女孩，因“违规唱国歌”被道德警察打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抗议中来。
歌手创作的歌曲被迅速删除；
演员录制声援后被判处监禁；
在伊朗，女性头上的头巾。俨然一块让人窒息的黑布，未佩戴头巾者，不得在公共场合出现，它以宗教的名义压抑着女性的容貌自由，扼杀着人权。
如此看来，世界杯赛场上，伊朗球员们的沉默，振聋发聩。
国际电影节上，同样有对伊朗女性的声援。
今年5月底，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上。来自伊朗的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也凭借其饰演的伊朗女性困境题材影片《圣蛛》，斩获了戛纳影后。
说起这位女演员，可谓命途多舛。
18岁入行做演员，本来星途坦荡，却因一支假性爱视频的疯传引发巨大争议；
视频曝光后，扎拉遭遇了严厉的官方指责和网暴。
不仅电影没得拍，还将遭遇当局的监禁和鞭刑。
最终，扎拉不得已流亡到了巴黎。
可以想象，扎拉在流亡的时间里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不仅扛着「国耻」的标签与故土被迫分离，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身份标签。
十年内，扎拉从配音、小成本电影、新闻报道，重新开始，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在戛纳的领奖致辞上
扎拉说——
「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今晚这个舞台上，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故事。」
「我被电影拯救了。」
大家都知道，伊朗作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管控极为严苛；
制片流程不仅要符合审查制度，同时主创人员也决不能有任何玷污宗教的污点；
近年来因触及红线遭到当局迫害的比比皆是，已经有几位导演因为未遵守相关规定而被判入狱，同时他们也被剥夺了在伊朗拍摄电影的权利。
2010年3月，伊朗电影人拉索罗夫贾法·帕纳一起受到"集会和勾结损害国家安全"和"反动宣传"的指控而被起诉，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2015年，导演贾法·帕纳西因其社会讽刺纪录片《出租车》，拿下当年的柏林金熊奖，只能让其侄女前去领奖。
2016年2月，伊朗库尔德纪录片制片人Keyvan Karimi因"侮辱神圣"罪被判处223鞭，外加坐牢一年的惩罚。
2014年10月，伊朗文化事务委员会呼吁文化指导部封杀八部涉嫌与"绿色运动"有关的伊朗电影，其中包括《我没有生气》。
2020年，曾凭借《无邪》斩获金熊奖的导演拉索罗夫。于7月8日在伊朗德黑兰与他的制片人一同被捕，理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公开批评政府。
说回扎拉拿影后的这部《圣蛛》。
影片改编自伊朗真实社会事件：蜘蛛杀手。
讲述了一个女记者独自前往伊朗宗教气氛最浓烈的城市，调查一起16名女性接连惨遭杀害的犯罪事件。
与《杀人回忆》不同，《圣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疑犯追踪”；
相反，早在开头，导演就毫不吝啬地公布了凶手——
一个在两伊战争中存活下来、并誓为「真主」肃清一切罪恶的原教旨主义者。
这个深受教义和战争创伤影响的中年男人
看似有着美满的家庭，其实早就「一心向死」
起初，他疑惑于自己为什么没在战争中为真主牺牲；
随后，他认定自己被真主委派了更重要的责任。
于是，每到夜幕降临，他便以猎犬一般在街头巷尾嗅探；
一番花言巧语将妓女骗到家；
扯下对方头巾后，勒喉致死。
随着受害人人数的增加和调查的深入，凶手很快露出了马脚；
在女记者假装妓女，“以身犯险”后，凶手最终曝光。
奇怪的是，明明有大把机会逃跑的凶手，却选择了「坐以待毙」，并欣然走向了法庭。
审判环节，凶手对犯下的凶杀供认不讳，但却不认为自己需要忏悔。
与此同时，法庭外面，对凶手「动机」有所耳闻的群众，自发组织，形成声浪，要求释放这位“勇士”；
女记者随之采访了凶手的家人。
面对父亲的暴行，儿子的反应才最让人恐惧。
他亲身示范了父亲杀人的每一个细节，并隐晦地表示，自己已经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与凶手被捕却不伏法形成反向对比的是，女记者在调查凶案的过程中，却遭遇了宗教衍生出的种种阻挠。
比如，酒店入住，刚到前台，就被服务生要求“把头巾带好”；
比如，在调查过程中，遭遇有正规编制的警务工作者明目张胆的骚扰；
以及，整个司法体系中，对宗教、舆论，无所不在的恐惧。
回看凶手的杀人手法——
首先，用膝盖顶住女性的脖颈，使其无法呼吸、发声；
其次，扯下头巾，缠到脖子上，持续勒扯，致其死亡。
这颇具仪式感的画面，与其说是在犯罪，不如称其为「献祭」。
在「犯罪」与「追凶」的双线叙事中，导演的议题也流露出来：
伊朗的社会制度建设，已经受到宗教的严重干扰。
原本承担着人类精神秩序建设的宗教，如今已经成为文明前进的绊脚石。
《圣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包括女主扎拉拿下影后，都有人为汤唯感到冤屈；
但从艺术服务社会、电影作为发声渠道的角度来看，它即时、精准地将「正发生」的事情暴露给全世界。
戛纳评委将最高表演奖给到扎拉，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声援。
